摄影/吕海强  采访/杜晋华

　　夏虽酷热，秋天还是如约而至。北京的这个秋天对于贾樟柯[微博]来说也没什么不一样，来北京多年的母亲依旧会在中秋节前做红糖月饼，把西红柿熬成酱再装进输液瓶子里，而他，戒掉的烟因为《天注定》高强度的拍摄而复吸，自己依旧在为新作跑场子。听上去传来的都是好消息，《天注定》日前入围多伦多电影节“大师单元”，“初定11月初在内地上片”，但没有人比他更清楚，“不算长的时间，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接下来这两个月的路，决定了43岁的贾樟柯后半生的电影以及人生之路，“我自己是做好了这是最后一部电影的心理准备的。”他的不讳言让记者反倒心生紧张，和那些围堵着贾樟柯问《天注定》能否正常上映的同行们一样，莫须有的紧张。有些话可以想，但不一定就可以说可以写出来，“你知道这种话放到媒体上，特别容易被放大被误读。”他不为所动，平静到漠然，“对，我就是这么想的。人生太短了……”

　　可能也有某种我对中国电影的反叛。面对现实，中国电影这么久以来都是欲言又止寻找平衡。《天注定》的时候，我不想再寻找了。我受够了寻找擦边球式的表达技巧，掌握点到为止的拍片智慧，这太无聊了。

　　“西伯利亚吹来了不羁的风”

　　“内蒙古到山西有雪”， 《天注定》的黄金时代夜总会里，莲蓉给小辉读天气预报。戛纳电影节获得最佳剧本的《天注定》在电影节放映后，电影里的一些细节被已经看过片的观众反复咂摸，同时也满足了国内观众心理上的一点点的翘首以待。

　　内蒙古，毗邻晋北，距离贾樟柯老家山西汾阳最近的市也有近600公里，反复出现在贾樟柯所有的电影里，但仅限于语言，而非镜头。

　　这是贾樟柯的执拗。他曾经已经办好出内蒙古过外蒙北上的一切手续，后被事务缠身而耽搁。对于至今最远只到达过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的他，“每个人都有一个美学上的家乡，美学上的远方，对这个地方还保持一个对远方的想象，喻指另一种人生的神秘希望。”

　　这种“对远方的想象”，源自贾樟柯儿时的记忆。收音机时代，每每听到天气预报里播报“西伯利亚寒流南下”时，他想象中的内蒙古便是一个“有风来”的自由所在，遥远而亲切，浪漫却触手可摸。

　　贾樟柯的成长之自由，堪比“西伯利亚吹来了不羁的风”。本次拍摄的道具之一是一辆摩托车，直到现在还会骑着摩托车回汾阳乡下探望同学的贾樟柯对此驾轻就熟。最汾阳的街头生活，摩托车是必备。中学时的文艺青年贾樟柯是有过街头生活的：上个世纪80年代的家长并不特别溺爱孩子，对子女的教育还处于放养状态，到高二高三期间，父母不知道他晚上在哪里住也不会担心，贾樟柯和一群孩子在一起混，今天在这个同学家，明天去另一家，兴起时，逃课去太原买流行磁带也是常有的事。

　　其时，山西省重点的汾阳一中学生，不仅每天下午有三四个小时的时间可以按照个人兴趣自由活动，图书馆、球场、琴房、美术室全部开放，而且每个人都有每月一元的补助，贾樟柯用这笔经费给大家包场子放电影看。美国大使送给学校一台16毫米的放映机和几盘美国风光的胶片，被他据为己有两个月才返回去。贾樟柯还是诗社成员，高中三年诗社出了三本诗集。诗社被他人当做非法组织举报到公安局，学校出面保护了他们，话至此，贾樟柯感叹，“恐怕后来大家的大学环境都不及我们中学民主平等自由。”贾樟柯曾经留过一年多的长发，他无视班主任剪掉的建议，后来校长问：“你为什么要留长发？”他一句“觉得好玩”带过，校长并没有为难他，“那好，你继续留吧，但有一天你自己会剪掉的。”贾樟柯后来自己剪掉长发之后才悟到，青春原来是一个会自然成长、否定自我的过程。

　　他的创作之路上，特别感谢的有两位老师。初二时，他的语文老师是一位刚从大学毕业的文艺诗人，常常给他们朗诵诗歌；高二时的班主任毕业于山西大学历史系，晚自习上，这位老师给他们诵读新华文摘里的政论文深深影响了16岁的少年贾樟柯。尽管当时的他对这些文章不求甚解，但现在想来，“创作者无非是历史、社会和商业的维度，正是我的中学生活给了我社会历史的意识。”

　　中学的自由氛围，还发掘了贾樟柯的经商天赋。一批同学从自己特有的供货渠道弄到烟酒百货再倒卖出去。每一次寒假考试大家的成绩都很差，因为春节是小商人们的经营旺季。

　　即便如此，高中一毕业，爱好颇多的贾樟柯便陷入了人生最大的苦恼中：接下来干什么？入伍、进工厂，大家的选择都不是贾樟柯的兴趣。在父亲的建议下，他走进了山西大学美术学院的备考大门，写字画画，直到——21岁的他看到了陈凯歌[微博]导演的《黄土地》。当时已有作品在山西刊物发表，且为山西作协重点培养对象的他，抱着千方百计找到的仅有的两本《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剧本选》(上下集中的某一本)和《美学原理》(其中有一章重点谈电影)开始准备报考电影学院时，“几位当我是文学可塑之才的老作家对我非常失望。”可是，“年轻的时候，很容易被电影的直观简单过瘾吸引。”

　　“我能不能毫无顾忌地讲一个当代的故事？”

　　文学青年贾樟柯最后上了北京电影学院的文学系，“文学更对我的路子”。是的，在之前的很多很多年里，他对社会的体悟感受更多来自文学作品。在路遥的《人生》里，因为农村户口而不得不离开城市的加林让贾樟柯第一次意识到户籍制度的存在。上大学后的贾樟柯再见到入伍的中学同学，对方一句话就击中了他小心脏里的悲伤，“他说，何谓‘兵役’，所谓‘役’，不就是服从、牺牲吗？”

　　贾樟柯23岁进入大学，再回汾阳，他的小伙伴们“或许已经有了小孩，那时像我这般年纪的朋友都喜欢留胡子，为的是一家三口，骑自行车穿行县城时有个户主的模样。”在学校里，他“没有了呼朋引伴的热情，甚至没有兴趣去运动。丢掉了清晨弯腰压腿打拳和下午踢足球的习惯。人看起来安静了下来，其实是现实让我打不起精神，未来又让人焦虑。”

　　小伙伴们的情感和生活现状让在学校里舞文弄墨四年的他很是“震惊和陌生”，“他们遇到的问题，我很关注，但是不懂，关于社会的本质，家庭的本质等等，他们替我提前体验过了，我有责任去替他们表达。”

　　《小武》 《站台》《三峡好人》……他电影里的人物都在放弃理想，回到生活常态。贾樟柯承认自己的表达很“隐忍”，“过去也喜欢隐忍”，就像让他迷上电影的《黄土地》里，一望无际的黄土地，静止的时间，贫困的人。他为这种绝望的贫困难过，但也享受这种难过煎熬带给自己的愉悦。

　　他是幸运的。从《小武》开始，“生活里的故事像是旷野里的鬼”，追着他“一切都是时代所赐，突然三峡大坝，突然老工厂被地产商收购，等等，这些都是中国变革之痛，也是时代所赐。作为导演，拒绝是不对的。”贾樟柯把握住了宝贵的导演和社会互动的机会，在银幕上满足了自己表达的欲望。

　　然而直到今天成就至此，贾樟柯身后的那个汾阳大家族，仍然不能接受从事演艺事业的子孙。“你怎么办？拍更好的片子，做更大的成绩？”“不是。洁身自好。不改变自己的原则。”

　　如果一定要说他过去的作品里有“暴力”，那也只是隐而不发的暴，比如“时间带给人的是无可挽回和无能为力的衰老”，但从《天注定》开始，贾樟柯注意到新的评论，“有人说我开始动刀动枪了。”是的，“社会其实没有变，是我变了，我拍《站台》《小武》时，我不会关注社会暴力，但我现在43岁了，我注意到了鱼死网破的话题。”

　　也是因为有了更多的话语权和资源了吗？“和这些没有关系，和过去十几年的电影生涯有关系。一方面，可能因为过去那样的题材我拍得有点烦了，另外一方面，每个人的生活都被互联网改变了，密集突显爆发的暴力新闻影响到了我。”

　　《天注定》里有刀有枪有血有肉，四个多线叙事的故事交叉，贾樟柯有四组关键词“鲁智深+正义”、“武松+反抗平庸”、“侠女+尊严”、“独臂刀+自我毁灭”分别对应现实中的四个人物形象和故事主题：村民姜武[微博]为村里被侵占的煤矿焦灼后拿起了枪，打工仔王宝强[微博]回乡给母亲祝寿后熟练地打劫射杀路人，前台赵涛[微博]在遭遇性侵时掏出了刀，少年罗蓝山从工厂宿舍阳台跳下……故事很容易让人联想。

　　他提起别人的一个评价，“贾樟柯是最善良的拍摄中国县城的导演”——“很奇怪，我关注的不只是现场，我不止会现实，还可以超现实。”

　　超现实的贾樟柯对自己有交代，“可能也有某种我对中国电影的反叛。面对现实，中国电影这么久以来都是欲言又止寻找平衡。《天注定》的时候，我不想再寻找了。作为一个当代人，我能不能直接地、毫无顾忌地讲一个当代的故事？我自己是做好了拍最后一部电影的打算，我受够了寻找擦边球式的表达技巧，掌握点到为止的拍片智慧，这太无聊了。”

　　贾樟柯依旧不满足，每次拍完一部新片，围绕自己的还是巨大的虚空，观众越是讨论激烈，他个人越是无力，“对现实，我能做什么？无非是说说写写拍拍，仅此而已。”2010年，他的《故乡三部曲》出版，贾樟柯写下，“我常自问，喜欢艺术究竟为何？其中原因从未交待，我愿自供。我会写下去，是因为很多事情尚未改变，我和他们还没有和解。看，这是我最喜欢的自画像——典型的傻叉文艺青年。”今天，他还坚持是“傻叉文艺青年”，因为只有创作是自由的，如果连创作都不自由了，那就不值得了。